展览前言：

之所以用“调度与融合”来讨论潘企群的绘画，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对色彩、线条、光影的运用，对节奏、情绪的把控，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力和绘画语言的调度力，更让我觉得他像是一位画布上的导演。作为画家，潘企群虽身处纽约这个二战后西方艺术系统中第一个重要运动——抽象表现主义的大本营，而且在创作中，也和抽象表现主义保持着一定的精神关联，但他的华裔身份，使得他又本能地呼应着东方文化基调中对诗性、氛围的追求。苏珊·桑塔格在谈论摄影时，认为相机的每一次使用，都包含着一种侵略性。绘画又何尝不是？只是因为潘企群的华裔血统和美籍身份，两种文化长期的渗透、参与、交融，才成就了他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出的有机调度、勾兑和糅合的面貌。不仅如此，潘企群的绘画中，还时常往外弥散着一种阿什贝利（John Ashbery）式的诗意、机智、深邃和妙趣，这让他和赵无极、朱德群他们在具备同样精神基调的同时，又褒有着鲜明的差别。

潘企群在创作中，一方面经营着整饬有序的结构布局，另一方面对黑白灰进行着合理的运用，让画面充满光感和流动感，这种驾驭和部署能力，制造了一种既矛盾又统一，既肆意又温润，既漫漶又干脆的节奏。这种能力，甚至让人联想到《圣经》中有一个故事说，上帝一方面变乱人的语言，以阻止人联合起来建巴别塔，另一方面又要人们能通识祂的福音。潘企群的这种特质，无疑像是穿越上帝的鼾声、饱嗝、矛盾和纠结，悄悄浮上水面的几簇浪花。即使在更为深刻、复杂的文化母性的处理上，东西方两极文化的对冲，也在作品中，被潘企群妥帖地安置。按照常规的逻辑，东方文化母体中的诗性人格，和西方文化母体中的几何人格，在本质上，应该是此消彼长、彼此侵略的一对矛盾体，然而他却能够从容跳脱开来，以一种超然的状态，在一个画面里，同时调和着知白守黑的邓石如和粗粝狂放的德库宁、高山流水的伯牙子期和“不是演奏而是聆听”的约翰·凯奇（John Milton Cage）、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和“体验语言而非找寻意义”的阿什贝利。

潘企群在对作品制作感、细节感、完成度都特别着谜和强调的同时，一手制造对峙、一手平复对峙的手段，一边激化矛盾、另一边又融合矛盾的能力，一面激情洋溢的感性，一面又岿然冷静的理性……在每一件作品中反复发生着、演绎着、再现着，这既是对桑塔格言及的侵略性的有效调和，更充分凸显出潘企群式的整体绘画面貌。毫无疑问，也正是这所有的掌控力、驾驭力有机地聚合在一起，才共同造就了潘企群对绘画语言的调度力。